美接触派反击:对华“鹰派”走过头

八位美国接触派学者联名投书《外交事务》反驳鹰派对华政策 范亚伦在《外交事务》撰文建议强硬回击北京 中评资料相   中评社华盛顿10月26日电(记者 余东晖)在美国对华强硬派在华府外…

八位美国接触派学者联名投书《外交事务》反驳鹰派对华政策 范亚伦在《外交事务》撰文建议强硬回击北京 中评资料相   中评社华盛顿10月26日电(记者 余东晖)在美国对华强硬派在华府外交圈占绝对上风之际,一群主张继续对华接触的美国学者投书《外交事务》杂志,驳斥“鹰派”强硬遏制中国的论调,认为对华“鹰派”走过头了,侵犯行为是对北京的错误回应,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史文(Michael Swaine)、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国家利益中心杰出研究员希尔(Paul Heer)、前美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昆西研究所研究员杜睿清(Rachel Odell)、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望月(Mike Mochizuki)、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金骏远(Avery Goldstein)、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梅瀚澜(Alice Miller)日前在《外交事务》杂志联名发表题为“对华鹰派走过头”(The Overreach of the China Hawks)的文章,主要是反驳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范亚伦(Aaron Friedberg)在《外交事务》杂志(9/10月号)发表“对侵犯的答案:如何回击北京”(An Answer to Aggression)文章的论调。

  这些学者文章的主题是:侵犯是对北京的错误回应(Aggression Is the Wrong Response to Beijing)。范亚伦在其文章中强调,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应该使用“进攻性政策”来遏制中国。接触派学者认为,范亚伦对于中国的观点、意图和行动,一再提出笼统的、不符合条件的最坏情况的说法,不顾事实,表现出缺乏对中国体制各方面的了解,以证明零和政策处方的正确性。文章指出,仅靠胁迫性的“回击”政策并不能迫使北京按照美国的要求行事,相反这种政策会增加冲突风险,加剧中国的沙文民族主义,降低美国与中国合作处理共同紧迫问题的机会。

  接触派学者相信,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采取更加谨慎和深思熟虑的方法。美国必须与盟友和伙伴进行协调,这不仅是为了在必要时威慑和竞争,而且是为了激励北京合作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全球变暖和当前和未来的大流行病。华盛顿应该致力于减少核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扩散、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以及恐怖主义扩散的可能性。在亚太地区谋求稳定的力量平衡,尊重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利益。它还应修订和扩大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促进国际努力,更好地解决所有国家的自然灾害和人权问题。

  文章指出,这种战略需要的不是好战和炫耀武力,而是充满活力和资金充足的外交,以具有弹性和战略部署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旨在加强稳定,而不是挑起对抗。管理好与北京的关系是一项长期计划,如果没有美国国内的振兴,没有更大程度的国家目标统一性以及对国际舆论的尊重,就无法获得成功。最重要的是,美国领导人必须对美中关系采取比现在华盛顿的流行观点更为现实的看法,避免滑向黑白对立。

  范亚伦曾在小布什时代担任新保守派代表、副总统切尼的高级幕僚,他一向对华持强硬立场,但因为他在2016年大选中,加入共和党建制派的反特朗普阵营,而未获特朗普政府任用。

  在美国对华接触派基本上销声匿迹的今天,这篇文章被视为他们的一次反击。尽管有何效果难以估量,但在美国大选临近,美国政府有可能在三个月后面临重估对华政策时,对华接触派发声,还是具有一定的意义。

  这篇文章首先指出,对华“鹰派”立场往往源自有缺陷的假定。范亚伦称“中国与西方的政策分歧主要源于其威权政治体制”,他忽略事实:中国的许多国际关切源自于长期存在的民族主义信仰和文化态度,而这些观念和文化态度早在共产党执政之前就存在了。其中包括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对西方掠夺行为的怨恨,对中国崛起产生的深刻自豪感,以及对自由化可能危机繁荣稳定的根深蒂固担忧。即使是“民主的中国”,这种民族主义态度和担忧也会盛行。

  这些学者认为,范亚伦对意识形态在中国政策中的作用过度解读。他们相信“中国的大战略并不是为了强迫人们接受其政治模式或破坏民主”的说法。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不一,它们希望与北京和华盛顿都建立更好的经济关系,并拒绝被迫在两个大国之间选边。

  范亚伦认为,西方“押注”对华接触最终将使中国自由化,但这一赌注“没有成功”。这篇文章则指出,美国对华接触并非以中国的政治自由化为前提。与北京的密切联系使中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军备控制,以及接受全球贸易和金融的某些国际规则等方面取得进展。接触政策还将中国带入全球经济,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

  范亚伦认为,中国在西太平洋不断增长的军事能力,仅仅是为了削弱美国安全保障的可信度,并破坏基于这些保障的民主联盟网络。这些学者认为,中国有正当权利保护自己的关切。中国正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抵御近海威胁,拒绝对常有争议的主权主张的挑战。

  至于中国的外交攻势,范亚伦认为,中国领导人寻求利用经济增长来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实力,这一目标凌驾于所有其他目的之上。这些学者则认为,这种论调忽略了经济成长使大量中国人受益的事实。范亚伦声称“一带一路”倡议不过是旨在征服和控制他人的狡猾策略,但这篇文章指出,大量学术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国的经援似乎并不比类似的西方援助更受地缘政治设计驱动。

  对华“鹰派”鼓吹西方必须努力减缓中国的增长和影响力,迫使中国领导层接受“有朝一日改变该政权基本特征的更深层次改革”。对华接触派学者指出,这种观点引发了“政权更迭”的冲动,这种冲动在近几十年里把美国引向了灾难性的道路,还可能增加中国国内对共产党的支持。美国的敌对行为使许多中国民众对美国产生反感,削弱了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公然的敌意将使未来几年与北京的合作变得不可能。

  这些学者指出,范亚伦呼吁的是将任何合作尝试最小化的敌对竞争,主张美国应该在中国边境重建军事优势,阻止中国控制其沿海水域。这种努力几乎肯定会导致一场破坏稳定和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更现实、更廉价的目标应是确保任何一方都不能控制中国沿海地区的海空,这将需要更注重防御的力量结构。

  这篇学者批评范亚伦建议美国应该抛弃其长期存在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基本方面,即防止任何两岸和解包含中国大陆在台湾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他们指出,这种政策转变将是高风险的赌博,会增加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台湾的民调显示,民众支持维持现状,而不是冒美国支持的阻止任何形式统一的危险。但范亚伦认为这些学者误会其意思,他称自己并没有主张放弃美国的一中政策。

  对于范亚伦建议将中国排除在全球贸易和技术体系之外。文章指出,这种提议不太可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大多数东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多于与美国的贸易。美国试图完全脱离与中国的技术互动,才会孤立自己。

  文章指出,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接受“鹰派”观点,即中国破坏全世界的民主,只有通过展示强大的武力才能遏制中国,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这种信念将阻碍外交,孤立美国,让华盛顿只剩下昂贵而危险的军事选择,并增加冲突的可能性。一个更现实和有效的方法是,避免妖魔化的言辞和世界末日般的推测,寻求在威慑和合作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同时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努力。

  从战略角度来看,这些学者表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做好与中国竞争的长期准备。要想在这场竞争中取得好成绩,华盛顿必须专注于国内振兴,促进美国技术创新,重建基础设施,投资于教育和卫生保健,重组军队以有节制地应对未来的威胁,并保护工人免受全球化的不利影响。

  文章强调,华盛顿应该在现实的预期和对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假设和猜测的基础上,与北京培育双边贸易、投资和技术关系。一个务实的政策应该承认与中国经济关系的价值,并鼓励继续发展中美关系,包括技术在内的许多关键领域的合作。华盛顿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反制中国的“压迫性政策”。华盛顿可以与北京和其他国家合作,解决当前和未来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流行病以及在亚洲建立稳定的力量平衡。

  范亚伦同时发表了回应短文,认为这些学者误解了中国目前构成的威胁,低估了其严重性。他坚称“这种威胁是中国不断增长的物质实力加上其国内政权的鲜明特征的产物”。要想建立更稳定的美中关系,“首先需要劝说北京--他们错了”。他认为,试图安抚北京及其合法性的关切而采取纯粹防御姿态,将产生相反的效果,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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